南周青铜器(周原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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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商周时期青铜兵器
• 2、有哪些商周青铜器商周青铜器有什么特点主要用途是什么?

商周时期青铜兵器

商周时期青铜兵器

我国古代的兵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从最初的石兵器，到夏代的青铜兵器、战国末期的铁兵器，再到北宋的火器，其发展进程是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商周时期，由于战争需要更好的保护自身，人们对兵器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用青铜制造了各种防护装备。

这一时期青铜兵器的出现，不仅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上的重要成就，也反映了我国古代青铜冶炼业的辉煌。按用途可将商周时期的青铜兵器分为远射兵器、格斗兵器、护体兵器三类，具体种类有镞、戈、戟、予、殳、钺、剑等。

镞——

镞，远射兵器，商周时已使用了复合弓，并在矢上安装铜镞，青铜镞是安装在箭杆前端的锋刃部分，用弓弦弹发可射向远处。青铜镞在二里头 时期即已出现，属最早出现的青铜兵器之一，其形制较多，主要有双翼、三翼和三棱这三类，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商代的铜镞以扁平的凸脊双翼镞为基本形态。

戈——

戈是商周时的主要格斗兵器，古称“勾兵”，用于横击、钩杀和啄击，《说文解字》中解释说：“戈，平头戟也。从戈，一横之”。戈与戟殳、弓、矢并称为“五兵”，且为“五兵”之首，征战沙场威力显赫，随着兵器和战术的发展，秦汉后逐渐退出战争舞台，到了西汉以后戈逐渐成为仪仗兵器。

“戈”选象形字，甲骨文字形似一种长柄兵器，字的本义就是一种兵器，在今天的中华字库中，不乏“戈"的身影，一些与战事、武器、征伐有关的汉字多以“戈”为部首，如“戚”、“武、“戎”、“战等，而“我”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频率更高。

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时代，诸如“金戈铁马”、“化干戈为玉帛等成语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语言文字中。可见，从古至今，向往和平、追求美好生活始终是人们的期许，并为之不懈努力。

戟——

戟是戈和矛相结合而创制的格斗兵器，以戈为体、矛为刺，兼有横击钩啄和扎刺的性能。最早尝试将矛和戈用联装成一件兵器的例子，见于河北藁城台西的商墓中。

矛——

矛，是一种用以真刺和扎挑的长柄格斗兵器，也是古代军队中大量装备和使用时间最长的冷兵器之一。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石质的矛，商代早期开始出现青铜矛，春秋中晚期以后又多为狭刃且有血槽的矛，汉时矛依旧是常备兵器，甚至宋代冷兵器时代结束后依然可以见到矛的身影。

它是兵器里非常经典的器形，一件完整的青铜矛，由矛头、矛柄（矜）、把套（镦）组成，考古发现多见矛的主要部位-青铜矛头，馆藏出土的青铜矛，形制多见柳叶形、三角形。

殳——

殳出现在春秋晚期，在南方江淮流域的楚、蔡等国有使用，是一种棒状格斗兵器。在其3米多长的八棱形积竹柄顶端，装有一个青铜殳头，殳头刃部一般呈三棱矛状、锋利异常，可以刺杀，也可以砸击。主要用于车战，在两军车马交错冲撞时殳使其分开，故有棱而无刃。

钺——

钺，用于劈砍的格斗兵器，其形制类似于大斧子，中国青铜时代钺的地位很高，是用于斩杀的刑具，后逐渐演化为权力的象征，古代君王出师，手中常持钺。考古出土的钺的墓葬墓主人军事地位一般都很高，例如殷墟妇好墓里出土了几把大钺，因为她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更是女将军。

传说周武王灭商后攻入朝歌，一定要用黄钺把商纣王的头给砍下来（黄钺是指金黄色的青铜钺)。周武王立国后，让周公执大钺、召公执小钺，以此向他们授予军权。

但在骆越地区先秦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铜钺，多用作一般兵器和工具。同时，铜钺也是骆越地区出土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形制最丰富、地方特征极为明显的一种器物。

剑——

剑，一种以前刺为主，也可用侧刃劈砍的卫体和格斗兵器锐利轻便的青铜剑在短兵相接中杂伤力极强，作用不容小觑。另外，铜剑还具有装饰佩戴的功用，春秋晚期至战国是青铜剑最盛行的时代，春秋时期佩剑成为贵族士人的一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百种时尚，是兵之君的美誉。

到了春秋后期，配有玉剑首、玉剑格、玉瑒、玉必的玉具剑逐渐形成，配剑变成一种礼仪，士大夫以上的人都要佩剑，有些地位的人，在些重大的仪典上，不佩剑会显得十分失礼。

铸剑 欧冶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人，是我国古代铸剑的鼻祖，曾为越王勾践铸五剑，名“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这一系列赫赫青铜名剑，冠绝华夏。在春秋以后的战争中，剑逐渐过渡为军官的一种佩饰，其铸造也从注重实战功能转变为注重外观造型，因此欧冶子铸就的系列“越王剑”，成了我国古代特定历史时期珍贵的短兵器制造杰出代表。

商周青铜兵器除上述几种外，还有用于防护的铜胄，用于鼓舞阵势的铜饶等，它们同样制作工艺精湛，并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绚烂夺目的青铜兵器，不仅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的成就，也昭示着商周青铜治铸业的辉煌，是我国古代文明的物质见证。

有哪些商周青铜器商周青铜器有什么特点主要用途是什么?

我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具，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同时也是宗庙中的礼器。青铜器的数量可以表示出身份地位的高低，青铜器形制的大小也可以显示出权力的等级。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类就是鼎。远古的青铜器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大类。食器中包括鼎、鬲等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礼器。
折叠人面纹铜鼎
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口宽23.7厘米商代人面纹铜鼎
1959年宁乡黄材出土
鼎为炊器，上有两耳，便于提携，下有四足，便于加温。商代铜鼎很多，此鼎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腹部浮雕的四个人面，浓眉大眼，高鼻梁，凸颧骨，宽嘴紧闭，表情庄重。在人面的额部左右各有曲折形小角，腮两侧置兽爪。表明此人面并不是人的面部，而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或怪神的形象。腹内有"大禾"二字铭文。中国历史上有关于夏禹铸九鼎的传说，夏王朝灭亡之后，九鼎归于商，商王朝灭亡后，九鼎归于周，鼎成为了 政权的象征。具体到个人来说，鼎又是身份地位的标志。
折叠豕形铜尊
高40厘米，长72厘米
1981年湘潭船形山出土商代豕形铜尊
尊为酒器，猪背上开椭圆形口，设盖，腹内盛酒。口两侧有獠牙，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不属于家养，而是一条孔武有力的野公猪。前后肘部有横穿的圆孔管，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此器重达30多公斤，容积有13公升，盛满之后，一个人难以搬运，有此管孔，可以穿系绳索，供人抬举。猪身上装饰有鳞甲，龙纹和兽面纹。以野猪作为器物形制，在现有的商代青铜器中仅此一例。
折叠牛形铜觥
高14厘米，长19厘米
1977年衡阳包家台子出土
觥(gōng)为酒器，牛首及背为盖，腹内盛酒。颈部为流。此牛的头部和角形，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实用的捉手，又是一种装饰。牛身上还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此觥(gōng)的造型设计与实用性完美地融于一体，表现出了优良的工艺设计思想。
立象兽面纹铜铙
通高71厘米，铣(xiǎn)间宽46.5厘米。重67.25千克
1959年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出土商代立象兽面纹铜铙
铙(náo)为乐器，经过实测，敲击正鼓和侧鼓，可以发出不同的乐声。铙的形制与稍后的钟相似，钟有钟架，属于悬挂敲击的乐器，从铙的结构看，有的可以悬挂，有的则甬部为直筒形，无法悬挂，因此，铙(náo)可能是一种甬部在下，口朝上的敲击乐器。此铙的侧鼓有立象，钲(zhēng)部粗线条的兽面纹，钲周边有虎、鱼和乳钉相间排列的纹饰。目前为止，湖南地区发现的铜铙(náo)数量较多，重的达到221.5千克。
司母戊方鼎
是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通高133厘米,长166厘米，重875千克。为商王文丁祭祀其母"戊"制作的大型礼器，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气魄沉雄，器形凝重，纹饰华美，是商代青铜器风格的典范。鼎腹内壁有3个字铭文"司母戊"，鼎也因此得名。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 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 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
大盂鼎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